【财讯】当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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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知”，罗素、杜威等应邀来到中国演讲，成为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界的盛事。 爱因斯坦当然也佩服中国的知识界，蔡元培等人敦促中国访华，但由于中国国内局势混乱，没有实现，1922年底从欧洲坐轮船访问日本时往返上海呆了两三天。 半个世纪后，他的相对论和他自己在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批评，没想到会成为中国政治斗争的“主题素材”。 到1978年获得了“平反”。 对此，研究、介绍增多，胡大年的《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科学技术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就是其集大成者。 这本书用翔实的史实详细叙述了这种奇怪荒诞的历史来龙去脉，深入分析，使人深思。

从1917年中国开始介绍其学说和思想到1949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这30余年间，爱因斯坦及其学说在中国的形象确实是“正面”。 但是，从50年代初开始，由于需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开始受到“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的谴责和批评，他的形象突然从“正”变为“负”，他的学说成为主流媒体 甚至连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法西斯而提出的制造原子弹的要求都说:“实际上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因为在美帝国主义者手中，原子弹已经成为虚假和威胁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工具”。 但是，他的科学思想此时没有受到严格评价，“伟大的科学家，小众的哲学家”在这个阶段是他的“标准评价”。

但是在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评达到了顶点，而批评的要点是他的科学思想，即相对论。 1968年3月，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设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教室”。 批评相对论是其第一文案，因此也被称为“批评相对论教室”，学习班的主办者和指导者之一是毛泽东主席女婿孔令华。 “很明显，洞和毛的特殊关系提高了学习班的权威度，吸引了别人”(第181页)。 他们首先要把开展毛泽东思想、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作为指导批判相对论。 因为“只有深入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才能在政治、思想、理论上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行业中对资产阶级的独裁”。

但是，科学地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不容易，所以这个“批判”、“打倒”的副本，只是重复政治上的谴责，相对论被称为“纯粹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即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狭义的相对性 因为光速意味着“社会资本主义”。 他们说:“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的学术讨论范围，总是充满两种宇宙观的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斗不屈不挠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哲学的错误，重新审视其物理副本，把这场斗争进行到最后！ 》(第183-185页)当时中央文革集团的领导人，担任意识形态大权的陈伯达，因为此时理解批评爱因斯坦的“意义”，所以积极支持并指出了对爱因斯坦的批评。

这时林彪、陈伯达集团和江清、张春桥集团的“同盟”已经开始破裂，知道陈伯达在北京支持相对论，主导批评，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在上海组织了对相对论的批评，其要害是相对主义，其组成部分 这些文案也同样只能重复政治批判，只是“爱因斯坦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行业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现代自然科学行业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典型”，“相对论 新技术也无法建立”(第195-195 )他们对爱因斯坦进行了激烈的人身攻击:“帝国主义需要相对论般的“科学”，需要爱因斯坦般的“科学家”，“他一生是三易国籍，四替主子， 有些东西始终不变，它是自觉作为资产阶级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代言人”(杨建邺:“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民主和科学”、2005年第三期)。

陈伯达自然不落后，计划于1970年4月指示中国科学院设立“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在北大召开批判相对论的万人大会，让中小学生也参加批判相对论的大众运动。 但是，这个计划在1970年秋天的“庐山会议”中崩溃了，因此没能实现。

原来，北京、上海两个“批判相对论”小组的背后是林彪、陈伯达集团和江青、张春桥集团为“争宠”进行的相互倾轧。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陈伯达集团从中国政坛“出局”，但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批判没有停止。 此时的批判，意识形态业界也有“全面独裁”的通常背景，还有具体的指出，通过“批判相对论”，将矛头指向此时批判“左”的周恩来。 相对论从陈、张争宠的工具成为了“批周”的目标。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大势“批左”，多次提倡重视“文革”以来受到严重破坏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1971年11月，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公开赞扬爱因斯坦，理论科学家的地位 但是周恩来的“批左”不久就被迫中断，被批评为“林彪的本质是极右”。 “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反击周恩来为恢复中国科学和教育迅速发展所做的努力的比较有效的方法”。 因此，在1976年“四人组”被粉碎之前，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案不断。

“四人组”粉碎几个月后，科学开始受到重视，但爱因斯坦还没有被“正式平反”，因此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时，依然心悸，译者写的序言中有“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 因为按照当时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产生后，资产阶级就没有了思想家”。 双方争斗时，还是老科学家周培源机智地处理了纷争: “既然是思想史上的超级明星，就有人不同意，索性删除“思想史”和“科学史”几个字，“他是人类历史上光明的超级明星。” (第206页)这样更改将通过。 其实，“人类历史上明亮的巨星”可能比“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明亮的巨星”更伟大和崇高。 中国的语境有时这么感兴趣，这么莫名其妙。

1978年3月，这篇爱因斯坦的序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显示了对爱因斯坦的正式“平反”，标志着相对论和中国政治终于脱离了。 这近十年的闹剧早就成了笑柄，但把泛政治化思考、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坏结果留给人们的教训和反省，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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