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讯】丁学良：破解中等收入陷阱 必需维持高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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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近年来，中国近30多年快速发展模式的探讨很多，特别是多位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中国模式的论述。 作为社会学家也发表了自己的论述，你觉得中国的模式怎么样？

丁学良:我认为中国模式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 讨论中国模式，不仅限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水平、快速发展战术的选择方面。 从国家政权、国民经济、民间社会三个块如何联系这个层面出发，要全面考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界与工商界的相互作用、国家政权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 中国模式是一个动态迅速的发展过程。 行政权威高度主导，是其显著优势。 从经济学的角度定义的话，可以概括为小市场经济。 在整个过程中，中国的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人口的中小部分享受着大部分新的创造财富，个人财富越来越集中。 这实际上是小公共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 据世界银行统计，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实际上很多资深社会经济学家认为实际基尼系数更高，可能已经达到0.5。 应该说这样的快速发展模式已经达到了节点，为了尽快更新换代，面向大众市场经济，必须向更广大的民众覆盖市场经济的富集效果，让更多的普通人享受有钱人，增加民间的消费能力

时代周报:那么，我们如何走向大众市场经济，其中的障碍又有那些呢？

丁学良:应该在人力资本行业和创造就业机会行业进一步扩大努力，挖掘原本被压抑的潜力。 让更多的普通大众进入扩大运用资本和创造越来越多资本的公平合理的道路，这两大块是不可或缺的跳板。 但是，为了使现有的快速发展模式顺利换代，我们必然要面对很多深层次的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 但是，应该更加中立地考察这个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经常提到的领域和部门的好处等都是特殊好处群体的问题。 新的政治经济学早就指出，任何国家，只要有足够的长期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别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也在逐步学习如何影响该国的公共政策。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很普遍。 中国是近30年来政治上最稳定的阶段，特殊的利益集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中国的政治机构已经制度化，重大政治活动已经定期化。 到了这些时候，民众有很大的期待，媒体也在讨论会上采取了什么重大措施呢？ 但是，这样的期待经常得不到满足。 这种情况表明好处集团的影响很大。 因为具体的政策关系到各方的特殊好处。 因为有好处集团的抵抗，政策很难出台，不能满足全民的期待。 其实特殊好处小组的出现不是大问题。 但是，特殊好处群体的活动给具体的公共政策带来负面效果，价格由整个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承担，因此如何制约好处群体是很重要的。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没有制约，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手段。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参加全球化，全面参与国际竞争，通常国际竞争通常会压缩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干涉公共政策和快速发展战术的空间。 所以，我认为目前的中国除了制约利益集团的路径，推进国内各项改革外，切实推进中国在越来越多方面的国际竞争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创新能力是进一步迅速发展的关键

时代周报:最近很多中国经济学家都在谈论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这与你谈论的面向大众市场经济比较一致。 有趣的是，有些经济学家说，维持高社会潮流是不制造“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作为社会学家你怎么看？

丁学良:解开中等收入陷阱，维持高社会潮流一定非常重要，但我更在意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因素。 首先是如何在法律和制度上鼓励或保障创新。 因为从低收入阶层开始的话，根据经验可以通行的方法是不害怕痛苦、疲劳和死亡。 一旦过了这个阶段，通常不会继续这条路径。 一步财富增长的最重要途径应该是高附加值的劳动，高附加值的劳动都与创新有关。 当然我们一说创新，人们就想到高科技，高科技当然是创新，但也有其他形式的创新。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重视social networking即社会互联网的创新是财富增长的重要支撑。 本身的技术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但重要的是社会法律和制度提供保护和支持。

facebook是典型的social networking。 networking是一种新的形式创新，将更加普及和广泛。 根据调查，在教育水平高的地区，很多简单的东西通过networking附加了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 高附加值的劳动还包括创意产业，如电影、音乐、动漫和设计产业。 金融、法律、医疗、教育等具有广义服务性的产业也是高附加值劳动集中的领域。 要克服中等收入的陷阱，必须为这种高附加值的劳动提供良好的软件和硬件支持。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对硬件制造比较有效，但必须注意软件性的培养和快速发展存在滞后。

在这个框架下，如何维持社会潮流比较容易。 social networking本身就是帮助人流，流动的人可以很好地进行social networking。 过去30年来城市的农民工是中国社会流动的第一途径，属于劳动力的重新配置。 现在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边际利益开始减少，所以必须重视创新，保护和培养工人的创新能力。 创新有蔓延性的效果。 这种蔓延性效果的意义是无法估计其应用范围和收益，每天都有可能给你带来惊喜。

时代周报:你提到的这些事实上是如何加强社会自主创新能力的，现在的中国政府也非常关心。 现在中国政府专门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的施政复印件，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丁学良:社会建设是建立良性的社会管理体系。 良性社会管理系统主要有三大支柱。 第一根柱子是良法。 依法管理和使用的方法必须是良法。 法的良性是，可以体现公平、对社会相对最弱的个体和集团，保护和支持他们的正当利益，对滥用权力的个体和团体全部进行比较有效的平衡和制裁。 第二个支柱是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软件要素，道德、文化、伦理等必须发挥作用。 积极的价值观被广泛传播，应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成为人们的内在化、自觉的行为。 第三个支柱是这个社会有更多的宪法和法律保障下的公民自主行为。 社会管理在定义上不仅包括政府自上而下，还包括自下而上、社会自我管理三个层面。 很大程度上依赖市民的自我组织实现社会的健全运作，宪法和法律必须给予稳定的保障。 2003年香港发生sars，是香港洞口160多年的第二次大瘟疫灾害。 当时香港既有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也有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行为，一般人适时监督和推进政府的应急措施，香港很快度过了危机。 这是一个良好健全的社会管理运作例子。 一个社会如果不拥有自主的团体和机构来运营组织，就不容易形成良性的社会管理系统。

改革的方向不可动摇

时代周报:说到创新，有必要谈谈如何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即教育问题。 你长期关注中国的教育改革，亲自参与南科大的创立，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感觉吗？

丁学良:这个问题首先是如何开展教育改革的问题。 我认为对现在的中国教育改革来说，无论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还是初等教育改革，如果是教育改革的话都应该吸收当年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不能坐以待毙。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最初最重要的开始阶段是自下而上的，是来自社会普通人的创新。 那个中国的教育改革也必须如此。 现在南科大的改革在初期阶段是自下而上的，它适应了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水平，特别是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大城市，是基于该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只要允许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继续下去，就会产生更多的参考经验。 在中国这样的巨大国家，没有任何行业进步和迅速发展，可以用被动改革的方法实现。 中国的情况太多太复杂，只有允许基层有创新的方法，才能产生正面、良性的影响。 好的模式、理念能否扎根于中国土壤，只能在这个过程中检测出来，产生新的、更好的方法。

时代周报:你曾经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绩是中国进入了世界快速发展的主流中，有些学者质疑中国以前的快速发展方向，建议另找出路，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丁学良:中国之所以能进入世界快速发展的主流，另一方面基于“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教训，也是因为像邓小平这样有远见的领导人能忍受各种反对意见，走一条路。 奇怪的是，对中国融入世界主流迅速发展的趋势不满的人很多在这个过程中受益。 这既荒谬又讽刺。 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摆脱过世界快速发展的主流，其结果我们怎么清楚？ 所以，对进行这种讨论的人来说，最好的方法是委托他们住几年，让他们住在违背世界快速发展潮流的国家。 中国在过去的20、30年中取得了很大的快速发展成果，但还没有达到能够引领世界快速发展的程度。 除了经济快速发展方面无法摆脱主流外，中国还应该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参与世界快速发展的主流，在防止全球变暖、保护环境等方面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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