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讯】评论：美国焦虑与占领华尔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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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11”事件以来，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国家制度、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围绕自身和家庭的多重焦虑症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深刻社会根源，但这项运动不会动摇美国体制的基础，促进美国社会的改革

“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到了2月，势头不减。 人们，特别是站在西方世界之外的人，似乎觉得美国和西方各国也像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 有些网络舆论认为占领行动越来越激烈，最终威胁到美国政府和政治基础，导致美国和西方系统的崩溃。 占领运动还在进行中，所以前景和结果都无法正确预测。 “危机”不是谎言，但有必要仔细分析什么性质和多大程度的危机。

“崩溃”一词更早，美国体制和美国人民应对危机的能力也被低估了。

美国式运动的追踪

从历史立场来看，占领运动不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意外行为和活动。

从19世纪70年代到1960年代末，美国的历史可以说是“社会抗议”和“社会运动”的历史。 各种社会抗议运动——1877年铁路工人罢工、格兰其运动、西南部自耕农联盟运动、民间党运动、20世纪初的劳动抗议运动、女性选举权运动、“一战”前后的社会主义运动、进步主义运动、20世纪初北部黑人的平等雇佣机会 所以，美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并不奇怪。 直到1960年代，可以说是普通的“美国现象”。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19世纪末工人和民主党人的抗议运动和20世纪初北部黑人的街头抗议运动在当时被认为是“违法”的。 这些早期的抗议运动使有组织有目标的大规模集体抗议运动成为美国公民参加政治的比较有效的形式。 参加公开抗议活动也逐渐被接受为美国公民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占领运动不是前所未有的危机。 说到危机，初期的劳资纷争和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势头极大，引起了许多不同程度的城市暴动和政府的武装镇压，比起现在的占领运动，当时美国制度面临的危机应该是明显紧迫的。

早期的社会抗议运动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它们有组织，有特定的群众基础(或工人、农场主、女性或黑人等)，有统一鲜明的目标和口号，能提出具体的抗议需求，能享有声誉的领导层或政治 这些因素保证抗议运动持续不断，最终影响政治决定，运动本身也成为美国社会改革史的经典故事。

新的抗议运动

在现在的情况下，“占领华尔街”运动基本上不是自愿的、多元化的、协调的、组织的，而是严密的运动。

参加运动的人来自各个领域、阶层、种族、社会背景，非常多样。 有些抗议者是中产阶级，有些是中产阶级。 学生、大学教授、失业者、穷人、无家可归者。还有青年、女性、同性恋、民权活动家、反战主义者等。 这可以说是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多文化主义洗礼后的大众抗议活动。 参加占领活动的人的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甚至国籍划分不鲜明，具有全球化时代的特征。

尽管如此，运动中没有出现统一的全国性领导层和领导组织。 各地抗议运动的组织和协调仅限于暂时的和即时的。 整个运动也没有明显的组织和指挥系统，这与以前的工人、女性和民权运动明显不同。

另外，抗议者的需求也非常多，一般协议抗议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抗议他们的贪婪，他们通过金钱操纵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美国社会由此出现的巨大贫富差距和由此产生的极大社会 在这样的协议下，还有很多需求，林林总总数不尽。

这种现象可能证明这次占领运动是真正的新形式美国抗议运动。 这不需要几十年艰苦的组织工作，不需要组织者深思熟虑的企划，不需要太考虑参加者的来源，也不需要考虑构建社区的力量和媒体的支持。 如果有新闻发布的全球化和即时化，抗议活动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世界各地，产生效果，激发呼应，达到通过“抗议”施加政治压力的目的。

多重焦虑症

但是，引起这一占领运动的根本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平、党派政治惰性、金融资本家贪婪、高失业率、实际工资收入下降等是让“占领者”进入街头的原因，有更深的原因。

过去10年(或“911”以来)，美国社会潜伏着“多重焦虑症”( a multi-anxiety complex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经济状况的恶化，这种“多重不安”迅速扩大，本来在体制下受到保护 美国社会不同的政治派别(包括知识精英)对美国体制的不满和批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美国焦虑”( american anxieties )气氛。

“多重”的焦虑是因为人们焦虑的不仅仅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多重的问题。 人们担心和不安的不仅仅是自己能否工作，还对自己和家人的将来感到不安，不仅仅是能否维持现在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生活习惯。

人们对贫富差距感到不公平，对美国体制长期容忍和扩大这种“差距”感到愤怒，但找不到处理问题的现实方法。 因为国家体制(包括工资制度、福利制度、社会安全网制度)已经把个人与国家、市场、美国的世界强国联系得这么深，任何大的变更都是异常困难的，无法想象。

美国人的焦虑还来自于对变动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认识、注意和解读。 反恐战争以来，美国的国际形象受损，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后发国家因全球化特征(特别是中国、印度等)而出现的飞跃进步，对美国人以前传达的世界观产生了强烈冲击。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真正的工资增加、高质量的教育、生活水平、环境等的普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利益的国际化。 国际空间的大小与美国的繁荣和未来美国人的生活质量有密切的关系。

焦躁是自然的。 现在的焦虑不是政治家们听到的“选举语言”，不是学者对“杞忧天”的分解和评价，而是普通共有的心理状态。

“多重不安”中最致命的是对美国体制的不安。 占领华尔街的人是美国人口中极少数的人，大部分美国人依然按班过着普通的生活，但不可否认他们的心在分享这种不安。

过去美国的迅速发展和成功是因为国内外环境为美国体制的运作提供了充裕的政治和经济空间，危机可以通过多种玩法解决。 但是，当体制硬化程度明显时，利益分割的边界越来越牢固时，政党的政治和金钱对国家体制的渗透越来越深时，应对危机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普通人参与政治(包括参加选举)。

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一直试图推进包括全国医疗保障计划在内的重要改革，但最终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 他不是没有改革的希望，而是被官僚化和政党化的政治体制劫持了。 对反对奥巴马的政治派别和人(包括茶党)也有不安，但他们也是“美国不安”的制造者之一。

与此不同，“美国焦虑”包括另一个文案，过去的美国文化中含有充满自信的成分，这种“自信”来自中产阶级的“美国梦”能讲道理实现的现实。 但是中产阶级地位和生活习惯的普及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人人都不希望回到非中产阶级的地位。

不仅包括所谓的中产阶级的父母们，还包括中产阶级的子孙。 中产阶级不仅要用财产来衡量和定义，还要考虑不动产、教育程度、职业等支持其存在的一套复印件和条件。 曾经流传下来的种族、民族、宗教、性别界限被打破后，中产阶级本身就多样化了。

对以前传下来的中产阶级来说，失去了以前传下来的习俗的保护，感到不安。 另外，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中产阶级整体需要面对世界规模(特别是后发国家大量出现)的中产阶级竞争。

谁也无法正确预测占领运动会带来怎样的迅速发展和结果。 在现在的状况下，我认为不会动摇美国体制的基础，但是会积累、集聚、酿造并产生促进美国社会改革的力量。

和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一样，可以迫使政治家做出反应，形成将其需求纳入政治进程的势头。

作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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